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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20 年代上海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Created Date 5/20/2014 文燕   View Numbers  1871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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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大学的建立已经有18个年头了。每到新上大校庆,总有人,包括我自己会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将新上大和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联系在一起?
1922年成立的上海大学,是当时国共合作创办的一所大学,存在的时间从1922年到1927年,总计不到5年的时间。但她却如鹤鸣九皋,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当我们在90年以后的今天,回顾老上海大学整个办学历程,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很好地关注和继承。一是不图虚表,务求实效,艰苦创业。
上海大学校舍仅仅是石库门2层楼的10余房间,教学设备也极其简陋,遂被人称之为弄堂大学。但于右任、邵力子、邓中夏这些校领导和瞿秋白等名教师一点也不因校舍的简陋、经费的短缺而气馁而自卑,而是以一种使命感积极筹措办学经费,制定办学章程,延揽各方贤才,规划学科发展。而报考学生也是纷至沓来,入学人数从最初的百余人激增至上千人。上海大学一时名师云集,学生盈门,在极短的时间里,这所不起眼的弄堂大学就成为一所正规高等学府,成为名震遐迩的培养国民革命人才的红色学府。
说到弄堂大学,有几点需要说清楚:第一,上海大学是在原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的烂摊子上建立的,办学条件简陋是历史形成的;第二,随着办学时间的推移,办学条件一直在改善,1923 4月,上大决定在宋公园(宋教仁墓地,今上海闸北公园)建造新校舍,并决定由校长于右任亲自负责新校舍筹建事宜。会议同时决定由邓中夏等负责制定学校扩充后的章程以及在新学期拟增设的系科。第三,当时上海人往往把弄堂大学野鸡大学等同起来,有人诬称上海大学也是野鸡大学,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弄堂大学野鸡大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大学的外表、办学条件,后者是指学校的性质、规范性,办学的态度、质量等。上海大学是一所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注册批准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因为如此,在1927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遭国民党当局查封,校长于右任为争取上大学生的大学学籍资格,与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终于至1936 3 月,也就是学校被当局查封9年之后,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上,通过追认上大学生学籍、与国立大学享有同等待遇的决定。因此,上海大学和所谓野鸡大学全是不沾边的。从上海大学的创建、运转、发展的过程来看,恰恰可以凸显出当时的上大人敬业、执着、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
二是心忧天下,追求光明,爱国图强的革命精神。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从建校伊始,就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和倾向。首先,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20世纪20年代初,还是一个风雨如磐的黑暗社会。北洋政府无能,列强环伺,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因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屡遭挫折,遂倾心于教育事业,冀通过教育积聚培植革命力量。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也急需培养革命干部,国共两党合作成立的上海大学所具有的革命性这个本质特点是不言而喻的。其二,主政的校领导和一大批教师本身就是革命者。校长于右任乃共和元勋,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总务长(即校务长)邓中夏、社会系主任瞿秋白等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其他一些教师如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等也都是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三,慕名到上海大学求学的大多是热血青年。这些因素决定了上海大学必然是一所革命学府,红色学府。
上海大学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教学内容上。上海大学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占领大学讲坛的先河,引导学生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调查研究中国社会,促进中国社会的改造。其次,体现在教师和学生亲身参加革命活动上。许多学生都参加了组织和发动工人、学生、妇女、青年进行斗争的群众工作,碰到什么运动,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着(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转引自张元隆《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 3月版,第78 页)。上海大学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五卅运动。上海大学师生从运动开始发起,到后来迅猛发展,始终站在反帝斗争前沿。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和全国学联主席刘一清都是上大学生;社会系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在五卅惨案中惨遭杀害。时人赞誉,北方的北京大学和南方的上海大学是遥相呼应的两座革命堡垒。
上海大学的学生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斗争,并不等于说不安心于书斋读书求学。事实上,那些冲锋在斗争第一线的学生,如刘华、何秉彝、李硕勋等,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上海大学的教师、学生,以他们参加革命运动的实践,体现了上大师生心忧天下、爱国图强的革命爱国精神。
三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理念和教学实践。
大学教育历来有两种理念,一种是埋头书斋,另外一种就是坚持将课堂教育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上海大学从办学一开始,就坚持开放办学,结合实际办学。上海大学的学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学校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而不提倡死读书读死书。校长于右任不赞成学生闭门读书,不问国家兴亡盛衰。他积极支持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参加党派组织,集会结社,开展各种社会活动。1924 年,上大学生社团孤星社成立,以研究学术,讨论问题,彻底了解人生,根本改进社会为宗旨,于右任欣然接受该社邀请担任名誉社长。社会系主任瞿秋白是师生公认的名教师,此外,他还领导着学生们直接投入革命的热潮,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各种工作。上海大学学生陈企萌曾回忆说:“‘上大社会系是十分活跃的,上课时学习革命理论,下课后参加实际斗争。校内墙报林立,相互争鸣。(《回忆杨之华》,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转引自张元隆《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3月版)社会系的学风是整个上海大学学风的一个缩影。另一位上大学生薛尚实回忆说:特别是高年级的同学,知道吸收知识的方法不仅靠在课堂上和书本上用功,而且还得从革命实践中去加强锻炼,要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才能学到真本领。(薛尚实《回忆上海大学》,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 年版,第526页,转引之张元隆著《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 3月版,第105页)。正是这样的学风,造就了一大批政治上成熟、社会活动能力强、专业水平高的学生英才,上海大学的精神正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
90年前成立的上海大学,虽然立校只有不到5年的时间,但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单在人才培养方面,就走出了王稼祥、秦邦宪(博古)、杨尚昆、丁玲、李硕勋、刘华、何秉彝、杨之华、阳翰笙、施蛰存、戴舒望、孔另境、李伯钊等。他们中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有的是名垂千古的革命烈士,有的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有的是第一流的学者、作家、剧作家、诗人等。在促进学术发展方面,上海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为中国学术的研究、自然科学的普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上海大学在人才培养、促进学术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看,确实应了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讲的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有人说,现在的上海大学和当时的上海大学仅仅是校名上一致,两者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一说也有道理。但是我要说的是,新上海大学和上一世纪的上海大学之间,重要的不是血缘联系,而是大学精神的一致性。回顾新上海大学18年的办学经历,无论在办学理念、教学实践等方面,都和90年前的上海大学有一致之处。如两个上海大学都各自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于右任和钱伟长;办学基础并不好,但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使学校在短时期内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都教育学生要心忧天下,爱党爱国,钱校长明确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新上海大学的校训;都秉承开放办学的理念,老上海大学将课堂教育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与钱校长提出并在新上海大学充分实践的打破四堵墙等教育思想都已经成为上海大学精神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今天的新上海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的老上海大学这一所红色学府大学精神的继承者、传播者、弘扬者。
 
 
 
作者:胡申生教授(社会学专家)
文章来源:《上海大学》报,第696期第4版,2012528日。